然而，在此后的20多年，王家人除了这个媳妇外，再无一人对“门徒会”有过热衷，唯独这位最初不感兴趣的城里媳妇，以令人惊奇又费解的毅力，成为“门徒会”坚定的信仰者。

我是这个王家的一个晚辈成员，老大媳妇是我大姨。我亲眼见证了她这20多年的信仰之路。

奶奶常讲，在王家世代居住的村落里，我大伯是个出息人。考到市里念中专，毕业后分配到县公路管理局。更让家人觉得门楣增光的是，大伯娶了一个城里媳妇，还是县邮电局的一个柜员。

大姨第一次来到王家时，所有人都对这位城里媳妇的大方得体赞不绝口。她和大伯结婚时，我大概四五岁，和全家人一样，非常喜欢这个洋气的大姨。

记忆中的奶奶家，整日陷在寂寥的农村生活中，但只要大姨一回来，整个庭院仿佛都喜气洋洋，小孩们围着大姨，等她发饼干、香蕉、糖果和方便面，在农村，这些东西我们一年也碰不上一回。

四周的妇女也都跑来串门，她们似乎永远也看不够这个媳妇在衣着、言语、举止、习惯上展现出的“城里人”的魅力。整个王家甚至都因为这个城里媳妇，被村里的人们高看一眼。

可20年后，年迈的大姨孤零零躺在老屋的床上，双腿浮肿，面色发黑，低着头靠着床头发呆。我从省城回来探望她，刚一进屋，大姨就说了一句“感谢神”。

我不善言辞，看着她头顶上那一圈快掉光了的花白头发，散乱地披在黯淡的面容上。眼前不断浮现出她20多年前的样子，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，那个光彩照人的城里姑娘。

大姨似乎看出我面露感伤，便挤出一个笑，问我妈最近好不好。

“好，都好。”

“感谢神。”

大姨究竟是怎么信上“教”的，开始我没搞明白。

后来听我妈说，是因为那一阵子，大伯搞外遇。一次大姨打扫卫生，在沙发底下发现了大伯给别的女人写的情书，跟大伯大吵了一架，大伯扔下她好多天不回家，她信“神”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。

在大姨生着闷气独自回王家时，“传福音”的卷发妇女常常来探望，后来还带着其它“姊妹”一起。大姨回来的次数渐渐多了，小孩子照例能接到城里带来的零食，一个个欢天喜地。而大姨带回去的行囊中，也多了不少“神”的见证。

这些见证都是大姨手抄在纸片上的笔记，是传福音的“姊妹们”给她讲述的“神”的各种“显灵”，她们让大姨认真记下来并传给城里的人们，这样就会有“神”的“恩典”。

那时候，王家一家人对这个都相当热情，加上“传福音”的人和邻居，每次最少都有10来人聚在院子围成一圈，每个人都兴奋地手持学习笔记，听别人或者自己讲述各种“真实”的故事：比如，谁黑夜中见到神的光了，谁的弟兄祷告后重病痊愈了，谁因为说了神的坏话口舌生疮了……似乎每个人都能从身边找出一些体现神迹的事例，讲得郑重其事，听者也神态肃然。

学习完后，跪下祷告，女的头上要带上方巾，跟着“传福音”的人闭上眼念祷词，5分钟祷告完毕，大家睁开眼，传福音的人一个个问：“你有没有感到脊背发热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就是不诚心。你呢？身体发热了没有？”

“热了，都开始冒汗了。”

“嗯，那就是神显灵了，神赐你平安。”

到吃饭时间，传福音者又要求大家向“神”祈祷生命粮，说求过之后米缸里的粮食会增加，吃上一碗饭能顶平时两碗。

吃过饭，大家又要一起唱“神歌”，就是根据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等曲调，配上他们自己写的歌词来传唱。

满屋子都充满着欢快的气氛，各种离奇的故事和新奇的仪式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兴奋躁动，直到传福音的人要走了，还千万叮咛，一定要晚上再次祷告，否则就会受到神的惩罚。

如今看来，那样场面的聚会倒像是一场民俗活动，热闹而怪诞。

不过两个月，王家老少便对此失去兴致。

农村人更在乎的是粮食，是劳作，当然也格外在意每次“传福音”的人来白吃白喝。尽管王家人还是盼望能祷告出“生命粮”，但在给“传福音”的人盛饭时，表现出对不劳而获者越来越多的厌恶。

反倒是高中毕业的大姨，对“福音”越来越认真了。热忱地向神祷告、参加聚会，相比起王家人，那些对她亲密关照的“弟兄姊妹”像是她的第二个家庭。

信教第3年，大姨坚持辞去了邮电局的工作，全家人都气坏了。

爷爷和奶奶堵在门口不让她进门，说好端端的公职，多少人花钱托关系都弄不到，这么轻易就给甩了，而且还是为了这么一群白吃白喝的人。

大姨却一副无限憧憬的样子说，“都是人间的小事业，我现在要做的是拯救咱们弟兄姊妹，是要升往天国的大事业。”

这样荒诞不经却毋庸置疑的解释，气得老两口不断悲叹。

大姨还告诉家人，我们现在的辈分关系只是临时的，无论老幼，都是神的儿女，要以“弟兄”或“姊妹”相称，老人听罢更是暴怒。

爷爷吼着问：“那你也把我叫弟兄？”

“是的，信神的人都应该这么叫。”

“放屁！”

大姨给屋里的墙上贴白底红色十字架布，贴一次奶奶撕一次。大姨又把家里藏的照片，画册都拿出去烧了，说带人像的都是邪灵。气得奶奶边哭边骂，“造孽，简直是造了孽了。”

大伯更是直接拿板凳把大姨按在地上殴打，但大姨却说这是“神”赐给她的磨难考验，自己乐于接受。大伯气得闹了几次离婚，但大姨死活不肯，此后大伯另寻了住处，好多年没跟她讲过一句话。

没了城里的工作，大姨干脆搬来农村，完全不理会家人的嘲讽和责骂，每天蹬着一辆自行车，去各个兄弟姊妹家“做功”。家里人懒得说她的时候，她就耐下心来跟每个人说信神的好处，不厌其烦地讲神在各处显灵的事迹。当然，只要一开口，还是会被爷爷奶奶骂回去。

2000年前后，因为没有经济来源，大姨跟别人合伙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快餐店，为附近工地的民工提供午饭。

家人认为大姨终于“改邪归正”了，关系稍有缓和。可时日长了，家人却发现她没挣到一分钱。

原来她因为传福音时间长，做的功多（也就是拉人信教的人数多），被上面指派成这一片区的负责人。当负责人必然要有经济花销，还要向上“进贡”，快餐店挣来的钱全都悉数上交了。终于，随着附近工程结束民工离开，快餐店没两年就倒闭了。

这是大姨最后一次做“正当”的事业。

●   ●   ●

大姨有个儿子，一直带在身边。

从儿子上小学起，大姨就成天给儿子灌输要相信“神”的大能，终有一天世界会二次毁灭，只有信“神”的人才能得到拯救。每天监督儿子跪在地上祷告，监督他吃饭时祈求生命粮，甚至让他介绍同学来家里听她讲福音。

儿子会按照学校里的知识问大姨，信“神”是不是迷信？大姨如临大敌般，对儿子进行了严肃而漫长的教育：神的大能主宰一切，把神说成迷信的都是撒旦邪灵，学的知识再多再好，也比不上做一个对神忠心的好儿女。

儿子自然听话乖巧，一切都照着妈妈说的做，大姨也常在传福音时对别人夸耀：自己的儿子是神的好儿女，是咱们的好弟兄，以后就是天国的人。

后来儿子高中毕业，考去了很远的一所大学，毕业后也留在当地，很少再回来，就算回来，也从不提信神的事。

后来，爷爷得了脑瘫瘫痪在床，奶奶也老了。家人已经习惯了大姨的信仰生活，也懒得再去责骂她了。

只有大姨依旧没有改变。十几年如一日，除了每日劝说自己的家人信教，更是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对外界新成员的拓展中：农村里留守的老年人、无所事事的妇女、残疾人，甚至学龄儿童都是大姨求之不得的“传道”对象。

大姨像一块陈旧的膏药，黏在别人的庭院中讲述着鬼鬼神神，在那些人的冷嘲热讽和恶语相向中，保有着激情与毅力，集腋成裘般地拉拢了一位又一位的信教者。

大概也是这种“走火入魔”一般地劲头持续不断，奶奶有一次还跟她跪着祷告了一会儿，这令大姨激动不已，她向家里其他人做见证，说是奶奶身后必将受到神的保佑。

我自然也是大姨劝导的对象，只要我去奶奶家，大姨就见缝插针地跟我侃侃而谈，刚开始是给我读抄写的各种神迹见证，再后来拿着一本《圣经》给我讲里面的故事。

可大姨讲的故事，多半是七拼八凑的，比如他们说耶和华是神，现在神的儿子耶稣降已经临人间，把福音传给了一个叫“三赎”的男子，要我们只能听信“三赎”的话。过了几年，大概是人事变动，大姨又跟我说不要听“三赎”的话了，现在要改听“许赎”的……

小时候，我的确乐呵呵地跟着大姨学过祷告，求生命粮，学过唱神歌，也参加过她们的兄弟姊妹聚会，后来被我妈强令制止了。

但我那段跟从她信教的短暂经历，成了她逢人必叹的谈资，说我本来是神的儿女，被撒旦勾引离开了神。

后来，我偶尔也会忍不住问她，比如，“新闻上说‘三赎’这个人1997年就出车祸去世了，神的传人怎么能出车祸呢？”

大姨仿佛有准备已久的答案，麻利地说，这是“三赎”把神审判世界的道给世人传好了，他升天的日子是早就预定的，接下来的人世悔改任务就交给了“许赎”，“许赎”升天的日子也预定好了，但现在不能说，到那时只有悔改了的人才能跟他一起升天国。

还有一次，我问她：“信神有什么好处吗？”

大姨立刻脸上充满了幸福的表情描述：“信神就是得拯救呀，世界将接受二次毁灭，那些信神的姊妹弟兄将被送往天国，天国里金砖铺地，白玉做墙，吃的用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你会有佣人服侍，一直没有忧愁烦恼地活下去……”

大姨就蜷在自己阴暗简陋的屋子里憧憬着，连我起身往出走都没发觉。

2003年，爷爷半身不遂瘫在床上，大姨逐渐减少了外出“做功”，肩负起了服侍公公的任务，接屎端尿，任劳任怨，从未间断。村里的人都啧啧感叹，真是比亲生女儿还照顾得好。

过了不久，新闻里讲有“门徒会”邪教的成员闹事，我担心大姨也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，但大姨除了在家照顾好两位老人，剩下时间不过就是把自己关在屋里长久祷告。

任何事情都是祷告的原因：自行车坏了，她说神不让出去以避免灾祸，所以要祷告感谢神；舌头上火，她说是讲话触犯了神，要祷告忏悔；肚子胀，她半天想不出缘由，还是去祷告，最后开悟说自己没有及时把肚子里装的见证分享给弟兄姊妹们……

因为常年坚持不坐汽车（她说是神要求的），坚持步行或骑自行车，而且不挑食，五谷杂粮随便都能当作一餐，大姨的身体很好，极少生病，但她把这都归功于神的保佑，即使偶尔有点身体不适，她也说经过祷告马上就好了。

去年，大姨55岁了。身体似乎不如以往了，先是饮食变得差了起来，原来一天能吃四餐五餐，忽然就只能吃一两餐了。食欲不振导致精神状况也不好，整个人在两个月时间里足足瘦了一圈。

大姨用祷告安慰自己的时间更多了，可身体却每况愈下，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，走路也困难起来，经常因为腿疼只能躺在床上。家人让她上医院，她说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不能上医院。

有一次她坚持出门去做功，才走出去几分钟又回来，说身体不行了，神不让出门。

我妈说大姨其实也开始害怕了，她偷偷问过我妈：“要是真的有个啥大病我该怎么办呀，没有积蓄，也没有医保，出个事情只能等死了。”

慢慢的，大姨实在病得出不了门，只能每天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谁也没见过她再祷告过。

我来探望她的时候，忍不住对她说，“要是当年邮电局的工作没有辞掉就好了。”

大姨也不反驳了，只说要是工作没辞，混到现在也该退休了，好歹能拿个正科级待遇吧，退休金一月不得个四五千？还有医保什么的。“可是现在呀，空空的啥也没有。”大姨苦笑起来。

身体好的时候，大姨曾“传福音”去过很多地方，那么多“弟兄姊妹”围着她，可自从病倒后，从来没有人来探望她，老家只剩她和两位同样孱弱的老人。

奶奶已经有些痴呆，有时候学着大姨以前的样子跪着祷告，大姨就一言不发地看着，也不祷告，也不说话。

只是在什么事后面也都会无意识般的加一句“感谢神”，像是20多年“门徒会”留在她身上唯一的痕迹。